“柏林不是德国,”Matthaus Krzykowski打断我,“它是个魔术岛。”

Matthaus今年36岁,但看起来更像个25岁的极客,梳着日本武士般的发髻,穿牛仔裤,背昂贵的黑色电脑包。他是波兰人,在曼德拉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时的南非上过国际中学,长大后加入硅谷坏小子队伍。2010年,他在旧金山感受到柏林即将成为欧洲新兴创业中心的风向,迅速决定搬到了这里。在柏林,他创立了Xyologic,一家手机app店搜索引擎和商业情报公司。Xyologic从硅谷融到了投资,做得不错,最近被一家大互联网公司高价收购。我们见面时,Matthaus正在准备次日去洛杉矶度假。

在柏林,这样的国际创业者成功故事虽然还不算普遍,但已不再是罕见的童话。在过去十多年里,市政府致力于将柏林建设为“硅谷大街(Silicon Allee)”,这一努力已经出现成效,而这个成效的累积效应正在加速体现出来。

自“冷战”结束以来,柏林一直被很多欧洲人看作“欧洲最酷的城市”。这个“二战”中近90%建筑被炸毁的城市,充满了现代建筑。前社会主义阵营桥头堡东柏林的工厂建筑,也在“冷战”后成为全球穷青年艺术家的聚集之地。年轻的建筑师、设计师把便宜的厂房和廉价建筑改造成酷空间,开设办公室,晚上再到这些地方改装的酒吧和夜总会狂欢,有时甚至直到次日下午——用前任市长Klaus Wowereit的话说,“柏林是穷而性感的”。

但是,过去三、四年左右的趋势显示,柏林将保持性感,同时,正在“脱贫”。这当中部分“归功”于飞涨的房地产价格:德国物业咨询公司Bulwien Gesa的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13年,德国柏林房价平均上涨14%,尽管政策仍在严格控制房地产投机。考虑到柏林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的首都,地产价格却普遍低于西欧南欧各国大城市,上涨趋势预计还会持续几年。

不过,地产的涨势并不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财富,柏林脱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公司的进驻。在过去三、四年,德国和国际大公司纷纷在柏林开设办公室、建立创新中心或扩大办公室,包括SAP, CISCO, Axel Springer,Facebook,甚至连“俄罗斯的百度”、全球第四大搜索引擎Yandex也在柏林开设了180人的研发办公室。日本的电商巨头乐天也已将德国总部从Bamberg搬到柏林。因此,普华永道柏林办公室于过去两年里连续扩张,应付主要增长的业务:税务咨询。中国银行柏林分行也在去年成立,它的业务重心则包括立足欧洲大陆中心的柏林,拓展东欧市场。

 

2012年12月,我去京郊小汤山参观了一场全国企业家年会。两千多名来自各地的成功企业家,交付了两万元一张的门票,听小米、讯飞、联想等企业的领袖讲述成功故事。伴随《火的战车》、《星球大战》激越的电影原声曲,这些新时代的中国奥林匹亚诸神们昂着头、穿越未来隧道般蓝光闪烁的通道大步上台,用动辄上亿的数字和新鲜的科技词汇击晕了台下的听众。

故事换来了热烈的掌声,但并未平息场中无言的焦虑。当天晚上的一场小型分场活动里,一位地方企业家说到中小企业如何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我们虽然每个人的力量不够,但是我们每个企业拿出一笔钱来,把资金放到一起,可以抱团过冬。”

一天的会,就仿佛看到当下中国市场的缩影:一面是迅速构成垄断的互联网相关大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参与角逐,一面是陷于20世纪制造业模式的地方中小企业主,受放缓的国内经济和过度价格竞争挤压,忐忑不安地学习升级换代,以适应全球市场的变化。

也正源于这样的“彼岸渴望”,一年多来,中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对德国“工业4.0”计划进行了热烈讨论和研究。然而事实上,“工业4.0”计划,同样是全球市场竞争中焦虑的产物。在以蒸汽机、电力和电子+ IT + 工业机器人为标志的前三次工业革命里,德国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制造业先机,成为发达国家中罕见的制造业领袖,但却落后于新一轮的互联网和未来领域创新浪潮。

这里面有些“惨痛”的故事:mp3技术虽然源于德国顶级科研机构Fraunhofer Institute,却最终绕道美国,在那里率先应用于大众消费市场;一直在高档汽车和环保技术领域领先的德国,没能产生特斯拉电动汽车这样的行业颠覆性产品,令德国人感慨。难怪去年11月德国《明镜》周刊主办的一个论坛上,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会抨击德国本土车企缺乏对新技术投入的热情;而同时布鲁金斯学院“全球城市动议”小组的成员在巴伐利亚州调研德国制造业创新机制时,也听到了德国人对美国充满活力的技术创新体系的羡慕,和对德国缺乏支持“极端新想法”和创新小公司环境的忧虑。

当Matthaus形容柏林为“魔术岛”时,我正提到数码进化指数(Digital Evolution Index)中2013年德国的排行。在这个由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万事达卡和Datacash合作推出的指数中,德国在四大数码进化动力(需求、供应、机制环境和创新)总评估里排行第13名,中国排行第29。但在2008到2013年的进化速度上,中国排行第1,德国排行第36。这是一个令德国人警醒的数字。

另一个是201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报告《2012年全球知识产权指标》。这份报告发现,按专利申请受理量计算,中国的专利局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局。2011年之前,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多的实用新型、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在2011年之前的一百年中,只有三个专利局——德国、日本和美国曾经占据最大专利局的位置。WIPO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在报告的前言中指出:“尽管直接比较各国的知识产权申请数时要谨慎,但这些趋势仍然显示创新地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德国对自己创新机制的弱点非常了解,一方面,大企业内部严谨而略显拘束的文化约束,难以产生颠覆性创新。一位曾在巴伐利亚某全球知名大企业工作的德国朋友说,在那个数千人的公司总部,有一条规定:每个人上下楼梯必须扶着扶手。他后来终于弄明白,这条规定只是“一个建议”,因为“扶着扶手总是更安全一些”,但他也随即被提醒:这个“建议”是必须接纳的。这样的文化或许能够保证产品质量100%合格,学徒经历漫长的职业训练,也能精确地遵守规则和生产,但这样的文化很难满足个性化时代千变万化的消费需求。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企业,例如阿迪达斯,只得雇佣更多国际员工,来造就多元化的氛围,改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创新成果投入市场的过程比较缓慢,以至于一项新技术常常要验证四五年才能投入市场——这在今天不断加速的全球创新竞争中几乎是致命的。一位从事商业报道30来年的德国老记者对我说,他对中国科技发展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不追求完美,它把东西做到70%的完美就开始运用了,如果中间出了篓子,就修缮这个缺陷,一步步接近完美。而德国总是希望做到100%再拿出来,其实做到90%就拿出来,也是可以的。”我提醒他中国高铁出过事故,他说:“可是德国的铁路也出过重大事故。”善于忧虑的德国的“彼岸想象”中,中国也占据了中心图景。

德国的长处在于保证就业的工业生产和创新模式,而要想与新兴互联网科技霸主美国和学习能力超强而灵活的中国竞争,需要重写全球工业秩序。这正是“工业4.0”战略——2011年由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博世等学术界和产业界翘楚建议和推动,并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在德国制造业全面自动化、数据化的基础上,利用网络与物理融合系统(cps)核心技术,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简单说来,就是从订购,到生产、运送的各个环节都实现智能化,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尽量缩短产品从创意到上市的周期,满足更复杂、个性化的产品需求。举例来说,当一个人在手机上量身订制了一辆汽车,能够小批量定制生产的智能机器将会开始生产,一周时间内,这辆车会自动开到客户门口。

“工业4.0”这个雄壮的词汇,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强烈关注,以至于一些专家感到不耐烦。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任主任王飞跃,就曾在去年11月的一篇文章里略不耐烦地将德国“工业4.0”的概念称为“皇帝的新衣”,因为他从上百篇相关报道和文章中“未发现任何新的概念、方法和技术……工业 4.0所立身的CPS概念是由中美学者首先倡议并明确的。而且,中科院《创新2050》所描述的‘人-机-物’一体化系统,即社会物理信息系统CPSS(Cyber-Physical-Social Systems)更适合于未来联通世界的制造产业与智慧工业,必将是未来智能产业必须的基础设施与支撑系统。”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也会看到“工业4.0”中涉及的物流成本——不仅仅是运输的问题,关贸壁垒可能将智能生产辛辛苦苦砍下来的成本瞬间翻番,这需要市场之间旷日持久的谈判来解决——因而对中国制造业的威胁可能并不是那么大。

但德国“工业4.0”的规划,并不是为了抢占一个可以任意命名的概念,它的核心目的之一在于制定下一阶段的工业标准,而制定工业标准是德国的长项。从智能化生产早期在各个环节成为标准制定者,能占据更为牢固而长久的地位。在美国,硅谷的大科技公司拥有全球市场的庞大数据,包括中国和德国企业的数据。GE、思科、IBM、AT&T英特尔等80多家企业成立了工业互联网联盟,准备重新定义制造业的未来,并在技术、标准、产业化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前瞻性布局。而这方面,用一位德国顶级应用科研所Fraunhofer的中国研究员的话来说:“德国与中国的携手,能将美国企业排挤在外,一个电动跑车的接口规格共同限定就能决定整个市场。”

在共同打破美国大企业垄断、挑战其地位这点上,中国和德国的利益重合了,这也是2014年李克强访问德国并签署中德创新合作框架的动因之一。2015年将是中德创新合作年,中国将以本年度汉诺威电子工业展CeBIT合作国身份,带着600多家中国创新企业技术隆重登场。阿里巴巴、小米、联想、华为等企业已经为德国人所熟知,但真正有意思的,是其他陌生的中国创新中小企业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而工信部草拟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是否会引起德方的重视,引起何种政府和民间回应。

 

回到柏林,它过去三、四年的加速腾飞,正源于德国需要克服这两大问题:大企业内部文化约束和创新成果投入市场的过程缓慢。这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在别的城市投资创办创新中心,或者与创业小公司合作,相当于在养鸡场外造一个鸡窝,提供不同的孵化环境,希望孵出基因突变的良种。德国铁路、SAP、EON能源公司等各领域的大企业,都选择了在成本低廉、政府提供大量创业扶持和服务、全球青年人才济济的柏林做这样的尝试。

柏林腾飞的根本原因还是人才。过去十年里,欧洲一些关注互联网科技和设计的新型教育机制向市场输送了很多人才。比如瑞典专注互联网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和商务的的两年制大学课程Hyper Island,位于波茨坦的IT设计学院Hasso Plattner Institut,等等,培育了第一批高度适应全球市场的互联网科技和设计人才。

“柏林正在成为欧洲最大的人才库,我在这里可以雇到比伦敦好得多的人才,找到一个就找到一串,”Matthaus说,“2013年左右,很多荷兰、芬兰等国的孩子搬到了柏林。这里的资本比阿姆斯特丹要多得多,而伦敦的人才成本要比这里高2到3倍,硅谷甚至要高5倍。” 在柏林340万人口中,有14500名美国人,排名第8,而排名最靠前的第一代移民来自土耳其、波兰、意大利等。在柏林,舒适地用英语生活和工作是很容易的,但在德国其他城市却未必如此。

柏林市政府十多年来吸引人才、资本和创新公司的努力正在收获成果。政府降低了投资签证的门槛;资助了Berlin Partner这样的创业投资助力机构,用英语从法律、财务、网络资源等方面免费手把手地教授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如何建立自己的公司;如果你囊中羞涩,注册资本1欧元就可以起步;创业加速器、创业公司协会举办的各种免费或者低价门票的创业指导和交流活动,常以英语进行…… “(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一直在谈加强排外政策,但在柏林,我们做的正好相反。同一个家庭地址、同一个账户可以好几个人共享用来注册公司,都是合法的。”Matthaus说。

当然,这些激动人性的图景描述可能产生印象偏差,柏林的下一步发展还取决于是否能够吸引足够的资本进入。德国投资者以保守著称,缺乏对创业公司的“容错能力”。柏林市政府正在规划的两个新型工业园,也还在艰难地寻找投资伙伴,因为德国对外来投资的有较严格而繁琐的规定。2014年,柏林的创业小公司总共融到了11亿美元的投资,绝对值还不算高,但涨幅惊人。相比一年前,VC的投资增长了140%,而随着谷歌、Cisco、Techstar、Startupbootcamp等大公司的创新中心和孵化器进驻,这个增长速度预计还会增加。

第一批柏林互联网创业成功案例,包括全球最受欢迎音乐分享服务之一SoundCloud,Facebook第三大社交游戏厂商Wooga,全球科学家和研究者的知名社交平台ResearchGate等。而在线平台Rocket Internet(RI)作为“柏林最大的成功故事”,则被视为最具独创能力的战略模式。RI看起来非常谦虚、几乎让中国人发笑的口号“旨在成为美国和中国之外最大的互联网平台”,背后是一个成熟有效的战略:“发现和建造互联网商业模式,把它们转移到新的、低服务或未经开发的市场,在那里把它们升级为当地领先的互联网公司”,RI现在雇佣了25000名员工。

虽然柏林的硅谷式“坏小孩”是帮助德国工业4.0计划实现的一支生力军,但B2C互联网技术知识互联网创新环节中的一个有限部分而已。大数据、智能硬件设计、物联网的各衔接环节、绿色科技、生物工程、机械制造、材料工程等生产中所需软件创新等领域,才是柏林未来的发展的真正力量所在,而这些都还在起步阶段。相对硅谷和北京的速度而言,投资者在这里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柏林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传统,使得这里的年轻创业者对财富没有那么“饥渴”,他们的创造动力并不都是为了短期获得大量财富和声名,而是非常多元化,周六日他们当中的有一些人也可能会选择不工作。在大资本涌入并把这个城市的工作节奏推向疯狂之前,它依然是注重性感和公平的。

工业4.0战略,源自一个善于忧虑也善于规划的德国。但这一次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意识到了创新不可完全规划,因此在这个规划中,还要提供“混乱”和冒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以柏林为代表,“混乱”和冒险才刚刚起步。从整洁有序的巴伐利亚州到涂鸦混乱的柏林,这看似相互矛盾却又生死相依的携手并进,才是德国工业4.0战略中最有趣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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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里雯:柏林Trends Eurasia咨询公司CEO

图片署名:Wolfram Steinberg/东方IC

界面杂志: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246337.html

201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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